前两期研讨，我们已经基本做好了前期的铺垫工作，可以开始进入真正核心的环节了。要论加塔利对精神分析、对德勒兹哲学的重要贡献，机器理论一定榜上有名。机器=无器官的身体（Bodies without Organs）=流，今天我们就是要拆解这个著名的等式。
一、身体，与无器官的身体
“无器官”的“身体”，这话听上去像个悖论。是拉康把精神分析的视角从力比多的肉欲上移开，移到了符号秩序上去，但他也讨论了身体，只不过是在第二性的意义上、被符号秩序“铭刻”、“切割”的身体。“身体不仅仅是一个有机体，它也是一个被象征界切割、标记、编码、定位、定向的结构。”[1]身体遭受这种切割的一个重要显现，就是“感受”的标记与定向——肉体感受被定位在身体的某个特定部分，这种定位的扭结生成为器官。
在第二次研讨班中，我们曾经讨论了与性欲有关的癔症主体——它将性器官的神经兴奋在大脑中必然激起的反应贬去身体的某个不知名的外部，而不再归属于那个特殊的、真正生产着电信号的部位，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那个部位真的就像是完全死去了，这并不是说电信号被“阻断”了，就像警察拦住车流——而是这个肢体被能指化、继而被症状化，主体选择了用这种切割的方式来取得其余部分的和谐和稳定。器官就是这样的东西，一个在镜像阶段就被定位的结：我们常人的身体上遍布着这种结。低血压、低血糖患者拥有一种神奇的体验，至少我自己正在经历这种体验：你的身体在传递出“不舒服”、“不对劲”的信号，但你却切实地无法感知到是哪一个部位在难受、这个难受好像遍历你的身体，又好像悬浮于任何一个可以被看到、被触碰到的感知器官。低血糖错过了镜像的符号化阶段，它没来得及被锚定在某个器官上，因此就表现为一种根本的、全身性的紧张。
考虑一首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花是不能“溅泪”的，它也没有感受痛苦的功能。但这句诗之被千古传颂，恰恰就在于杜甫放弃了器官的定在性，将他所感受的痛苦——我们当然都知道当我们痛苦或快乐时这些情感将直接影响我们对周边事物的感知——毫不避讳地移入它物，就好像这恰恰就是它物原有的功能：并不是花在感受痛苦，而是作为杜甫-花的内在性装配的花与杜甫一起痛苦，这个痛苦被分配、分布，就像某一个节点的数据更新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网络里播散给其它节点。在这个时候，哭将不再是器官-眼睛的官能，而是实在的主体身体的感知强度：即杜甫切实地感到了哭泣的欲望，却不是用眼睛哭——这太浅薄了——而是放任他的整个世界-装配的主观性痛哭失声。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不是用器官哭，而恰恰是用无器官的身体在哭，这个身体内部播撒它痛苦的强度，而在诗中，正是这一具无器官的身体承担了对痛苦的言说。
无器官的身体就是这样一具去中心化的、流动的身体。笛卡尔的古典主体处于一具精确安排的生物学身体的正中心、控制的总中枢的位置；我们的精神分析主体则位于多元体身体的“边缘”——它并不等同于这样一具身体，倒不如说，它本身就已经是这样一具身体的产品。身体在先，主体的主观化组织在后。而这样一具流动的身体，它的流动就是它的行动：
人类的有机体就是一个可恶的无效之物；为什么人们有一张嘴和一个肛门——它们都具有失调的危险，而不是只拥有唯一一个多用途的孔洞，它可以用来吃饭和排泄？我们可以将嘴和鼻子封死，将胃填满,并直接在肺上穿个通气的洞——从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干。[2]
这段疯话的背后是这样一个理念：无器官身体的分化——必然存在这个分化，必然存在“孔洞”、“间隙”与无孔的平滑区间的互补——是功能的分化，或者说，是无器官身体的力之行动、之实现的分化。为什么不将所有孔简化为同一个孔、来让这个孔同时承担异质性的多种功能，同一个孔里吼叫着对多种物-客体的需要？为什么不将器官的严格生物学身体简化为同一个野性的身体，因此可以在同一具身体中观测到欲望的毗连、冲突和组织关系？器官被还原为器官的行动——这不是说眼睛被还原到像素的、图像性的“看”的功能，而耳朵被还原为对声波的解析；而是力的行动、欲望的行动，这一点拉康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当他说口欲、吞食的欲望意味着与对象相同一的“获得母亲”的欲望，而肛欲意味着用象征-礼物交换获得生存资料的能指-欲望时，他正是看到了“器官”的第二性：器官的存在，不过是身体的力凝固在了某一个点上。这里加塔利转向了对受虐狂的讨论，的确，比起《春望》的文人之痛，鲜血淋漓的疼痛-强度更容易引起理论的阅读者的共鸣：
这个无器官身体从此只能被痛苦的强度所占据，痛苦的波。说受虐狂者在寻求痛苦，这是不对的，然而，说他是以一种极为暂时性和迂回的方式来寻求快乐，这也同样是错的。他寻求的是一个无器官身体，然而，只有痛苦才能充满、穿越这样的一个无器官身体，而这正是出于无器官身体得以被构成的那些同样的条件。痛苦就是沙漠之中的受虐之王所创造并拓张的族群、集群和模式。[3]
对受虐狂而言，肉体的痛苦到了这样的地步：已经无法知道究竟是哪一个部位在痛，疼痛刺穿了身体的地理学，它“穿透”了身体，在身体中肆意地分布和游动。也正是在这种强度的痛苦体验中，受虐狂感受到自己无器官身体的机器性-神性。如果诸多精神分析学者都尝试将受虐的行动定位在对一个严厉而又慈爱的母亲形象的把握上，那么在此，受虐狂所幻象地把握了的母子同一的美好境遇则恰恰不是与施虐者相同一——他在此仅仅将施虐者当做自己享乐的条件性和工具——而是与其自身的无器官身体、冲撞在这个身体里的痛苦的波相同一。如果女性主体正是在为身体中始终打开着的未被能指化的实在缺口而万分焦虑，这种焦虑现在就在痛苦的强度的直接性中消失殆尽了：他正随着这个波流动，这个第一性的、肯定性的波。
二、流，尤其是殊异的流、流的结点
受虐狂的痛苦就已经是一种流——如我们所见，它冲垮了器官，揭示出无器官身体。流正是冲垮某物的运动，或者我们也无需说得如此耸人听闻：流就是生产性的运动，就是求“新”的运动。曾经有这样一个动图：主角站在海边，想要用一些一些木头栅栏把海水拦住，但是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可以把流理解为这样的东西。但同时，在对流进一步的讨论中我们甚至会看到，这个木头栅栏、这个“器官”，也正是流的生产的自然结果，是流的环节。
对于流，首要的问题是，它不是“一个”流，而是流的多元体，是很多个流的分殊，却又表现为被命名做“多元体”所必需的总体性——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概念的辩证、概念的差异哲学或流。当弗洛伊德谈到力比多的时候，很多哲学学者看到他的尼采哲学背景——这恰恰是正当的，但同样更需要看到，尼采的权力并不是“一个”统治性的力，而是多个力永恒的冲突，其中暂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力也只是和其反方向的力的斗争中才显示自己的功能。因此，决不能认为力可以被器官化为阳具，而最多只能说，力此时在男性性器官上获得了自身的强度。就像《千高原》中的狼总是以群狼的方式出现 （加塔利激烈地批判了将五六匹狼归结为“一个”父亲的弗洛伊德分析），力也总是纠缠在一起的“一坨”力——这就是我们无器官的身体，这一具身体的真正本质、它的实体性是奔腾的力的流。
但虽然如此，我们毕竟还可以用“多元体”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来描述它，这件事情是德勒兹大量讨论过的：
在这种差异本体论的激进要求与对于纯粹差异的绝对构思中，差异以一种“对偶”的方式被问题化...差异每次必须以回返自身的方式述说两次（自在差异，或思考差异于它自身），差异以自我倍增的方式被思考...差异对偶地诞生在自己的重复中...差异不是它所是之物以外之物。[4]
“差异不是它所是之物以外之物”，振聋发聩。差异不过就是无器官身体的内在性平面的自身差异，也就是力的差异——在这里德勒兹想说的正是，对力的解释就已经是一种力，即想要理解的力、想要阐释、规定的力，正好比抽象机器也同时是诸多肉体-机器的装配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正应该把力的概念理解到这样本体论的丰富性上，才能进入加塔利的精神分析理论。人对多元体的叙述——其实在此也就是人的自我叙述，也就等同于人的自我意识——绝对是力的自我规定的运动，是力的环节，我们早已在之前的研讨班中引用过这句话：
有一个躁动的人群，一个蜂群，扭作一团的足球队员，或一群柏柏尔人。我在人群的边上，在其外围：然而我属于其中，我通过肉体的一个部分——一只手或一只脚——而维系在其中。我知道，外围是我唯一可能存在的场所，如果我任凭自己被卷入混杂的人群的中心，那我就将死亡...这群生灵不停地躁动，他们的运动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也不遵循任何的节奏。[5]
我，也就是我的自我意识，只是我体内力的汪洋大河的一个支流，这个支流必须与无器官身体的真正平面保持一定的距离，来使自己不至被侵蚀掉在那种规模的力面前务必薄弱的屏障和抵抗，仍然保持自身为“力的主体化”，也就是，用这个支流来规定、来诠释、来屏蔽汪洋大河的力的主流。
这是怎么做到的？也就是说，在无器官身体中，为什么主体能够存在？这就要开始涉及强度的问题。没有绝对的强度，强度是对力的内在性平面的耸起与下落的高原沟谷的高差：
不过，问题是多重的:不仅要问一个无器官身体是怎样形成的，还要问怎样才能产生出相对应的强度（没有这些强度，无器官身体就仍然是空洞的）...Bateson将那些强度的连续区域称为高原，这些高原被构成的方式使得它们不能被任何外在的终点所中断，同样，它们也不容许自身趋向于一个最高点。[6]
我们讨论的并不是真的反人道主义的本体论，而是精神分析、人的生存学，因而无器官身体终究只能奠基于人的肉体身体，流也只能在神经元细胞的信号通路上流动——这样，强度就总是表现为感受的强度。总有人享受着比其他人更强烈的性快感，总有人因为眼见落叶而感伤落泪、虽然同时另一个人可能对这种自然景观视而不见；感受的强度每时每刻都启发着无器官身体，也每时每刻都由这个身体-装配的历史性所规定。这样我们就能在更高的立场上重新理解器官——不仅斥责它为僵化的结，更将这个结理解到力的流必然形成的“波峰”、“高原”的高度。嘴生成为吞咽的器官，也承担了“消灭某物以达到与它相合一”的符号功能，这不正是因为从出生开始，嘴便承担了母乳的感知强度？“CsO并不与器官相对立，相反，CsO及它的那些必须被构成和安置的“真正的器官”与有机体相对立，与器官的有机性的组织相对立。”[7]器官总是在形成，前文所讲的，想把摄入和排泄化约做同一个器官的疯话，不还是不可避免地要生成器官？问题只在于“有机体”，即器官的层、器官与器官之间链接的虚假必然性和稳定性。根本不是“手”抓着“勺子”送入了“嘴”而进入“胃”来消化，也不是“眼”的晶状体盯着一个与它并不相关的客体——甚至 21 世纪还有拉康派认为眼睛的重要独特性还在于它把握着主体清楚地知道不属于自身的东西，这种个体性的自身观点始终阻挠着我们向真实靠拢——而是营养的力、口腹享受的力、吸收知识的力和阐释的力。
波峰无法被消除——这是做不到的，没有波能把自己降低到一条直线的无强度的地位，这意味着波的死亡：
无器官身体不停地在使它层化的表面和解放它的平面之间摇摆。以一种过于猛烈的行动解放它，毫不谨慎地令层跃迁，这不会勾勒出一个平面，而只会令你毁灭自己，堕入到一个黑洞之中。[8]
加塔利在此和拉康回归了同一个立场：实在界是没办法身处其中的。但他们的逻辑则并不相同——加塔利并不停留在此处哀悼主体的必然失败和必然分裂，而是黑格尔式地注意到，没有必要哀悼，波峰的强度高原的存在正是波本身的特征，为什么我们认为世界本体论地属于无器官身体的内在性平面，又将主体拔出来单独作为视角来认定分裂与否？没有理由这样做。混沌互渗的精神分裂主体也并不是完全贴入了这个平面，而正相反是千高原——是向其他一切高原保持开放性的链接的高原。这种真正超越的、象征着未来的精神分裂主体，我们将在下一讲中谈到。
[1] 拉康. 精神分析的伦理学. 商务印书馆, 2021. pp.216
[2] 德勒兹/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二）: 千高原. 姜宇辉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pp.108
[3] Ibid. pp.201
[4] 杨凯麟. 分裂分析德勒兹: 先验经验论与建构主义.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pp.187
[5] 德勒兹/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二）: 千高原. 姜宇辉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pp.43
[6] Ibid. pp.219
[7] Ibid. pp.220
[8] Ibid. pp.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