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梳理
点击上方图片跳转【被拒绝的文章】
作者“空洞です”翻译了一篇文章并投递给【EPS精神分析行知学派】想赚取一些稿费，但被编委会拒绝，并且编委会给作者提出了两条拒稿的理由，笔者重视这次拒稿事件，并在下文对编委会拒稿理由的第一条提出一些反驳意见。
一、编委会的双重标准——误读是否是拒稿的理由？
《神经症和精神病中与日俱增的焦虑类型》一文遭到了拒稿，其中拒稿理由的第一条是：“关于癔症，‘这种焦虑可能并不伴随着转化性症状’。首先，这一点存在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误读；其次，现今的精神科、心理科把‘癔症’归为‘转化性障碍’，即转化性症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癔症在当今的重要诊断标准。”
对于原文中“这种焦虑可能并不伴随着转化性症状”这一点，XX编委会认为这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误读”。然而，我们不禁反问：为何要以DSM的诊断标准来评价“癔症”，而不是以经典分类学的方法为标准呢？如果不采取经典分类学，那么编委会是否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误读者？某某学派是否真正是精神分析学派，还是只是对撰写DSM标准的外国人俯首称臣？在这种情况下，此学派是否还是精神分析学派呢？接下来，本文将对编委会的拒稿理由、文章审核机制的双重标准以及DSM与经典分类学之间的理论差异进行详细探讨。
（一）、“误读”不是拒稿的理由
首先，笔者认为不能借由“误读”作为拒稿的理由，且编委会对文章中“误读”的判断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我们清楚，转化性症状是DSM诊断标准当中的术语，与经典的精神分析话语还是有所区别的。关于癔症，“这种焦虑可能并不伴随着转化性症状”，这一点并没有明显的错误，这句话用了“可能”一词，并在文章中对这种类型的焦虑进行详细论证。这一点不能充分解读成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误读，并且也不应该以此作为拒稿的理由。如果要说存在误读，或许是对DSM诊断标准的误读更为适当。相反，按照编委会所设置的标准，他们本身也可能是误读者。
其次，把“这种焦虑可能并不伴随着转化性症状”这一可能性命题视为对精神分析的“误读”，这里提出的“误读”以及以此为退稿理由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若命题的辩护和论证基于经验现实并符合逻辑的一般规律，并且其结论可以具有某种预测性和解释性，反过来说，如果XX学派要质疑这一过程，则需要指出，在以对原文本的解释路径为真的条件下，观察到的现象明显和命题所预测的显示的走向相悖，其次，该命题的辩护不仅基于经验，而且符合逻辑。这一点可以用来确定误读的一个意思，即读错了。但XX学派并没有提供以上环节的任何一种反驳，难以让人信服。而另一种解释误读的方式是，XX学派确立了一个所谓的“文本的解释路径”（即以DSM的诊断标准来判断被拒稿文章所谓的“误读”），但是XX学派所谓的“文本解释路径”本来就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XX编委会设置了对文章审核的“双重标准”，因此所谓的“文本解释路径”就显得没有任何信服力，我将在下文详细分析XX编委会所设置的‘双重标准’”。二是：XX学派的公众号内只涉及到了文章的投稿审核的流程[1]，而并没有对文章的审核制度进行有效地公示。这不禁让人怀疑，编委会是否真的设立了客观而严格的审核标准，文章的发表是否都是参照编委会审核人员的主观臆断？还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内定的？
注释：
[1]. （见EPS精神分析行知学派微信公众号文章：《关于第一期学派刊物原创文章部分征稿的意见》，2021年。）
最后，翻译的文章本身仅代表了作者自身的观点，为何不能添加相关的作者立场的声明备注，而选择拒稿呢？我们可以发现，之前学派发表的一篇文章《结构的实践：根据雅克·拉康的教学的区分性诊断》（以下简称《区分性诊断》）就是在添加作者立场声明的情况下得以发表的。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对于文章的发表审核机制，编委会设置了双重标准。
（二）、编委会设置的“双重标准”
我们应该揭示XX学派编委会在对待DSM和“结构化”两种诊断标准的态度中所设置的“双重标准”，并对这样的审核制度进行批判。笔者认为，在编委会双重标准之下，谈论误读是无意义的。XX学派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结构的实践：根据雅克·拉康的教学的区分性诊断》中通过比较DSM和“结构化”两种诊断标准态度，文章作者对“结构化”[2]作为精神分析的主要临床诊断方法进行充分地肯定，并引用了许多相关学者的论述对她的观点进行补充。笔者在此列举原文中的一些观点：“1.德勒兹：精神分析的临床既不是描述性的，也不是现象学的，而是结构性的......结构并不是一个理论模型，而是一种原初机器，它呈现出了经验领域中的主体。2.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家的实践应该“等同于结构”......3.拉康基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赋予了结构这一概念以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结构不同于其他种种构想，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可以将精神分析的临床区别于其他种种治疗实践。”[3]
注释：
[2]. 结构化的临床诊断方法，也就是以“临床结构”为标准来对来访者进行诊断。“临床结构”和“结构”等概念也是拉康精神分析基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所提出的。“根据拉康的说法，神经症、精神病、倒错都是临床结构。每一种结构都有一些固有的防御和组织机制：神经症的压抑、精神病的除权、倒错的否定。”（见《区分性诊断》注释[32]标注位置）
[3]. 具体参照学派文章《结构的实践：根据雅克·拉康的教学的区分性诊断》注释[2]、[3]以及文章原文。
在上述的观点中，作者引用了大量论述来论证“结构化”作为精神分析临床诊断标准的合理性，而编委会却以“这种焦虑可能并不伴随着转化性症状”误读了精神分析理论为由，即以文章观点不符合DSM诊断标准为由拒绝了《神经症和精神病中与日俱增的焦虑类型》（以下简称《焦虑类型》）这篇文章的发表。但是，文章《区分性诊断》却以注释声明：“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立场！”来推脱《区分性诊断》作者的立场观点的责任，使得此文章能够轻易地发表出来。相反，《焦虑类型》这篇文章并未以相同的“编委会的审核标准”而得到公开发表的权力。总之，编委会在文章审查机制上设置了双重标准，《区分性诊断》强调了结构化诊断标准的合理性，这篇文章也被公开地发表出来；而《焦虑类型》却被编委会认为“误读”了精神分析理论并且没有得到附加观点立场声明的统一标准下遭到了拒稿。
（三）经典分类学抑或是DSM分类学
文章《区分性诊断》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探讨了DSM与经典分类学[4]之间的差异性，对DSM分类学的缺陷进行合理揭示。[5]但编委会却以“现今的精神科、心理科把‘癔症’归为“转化性障碍”，即转化性症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癔症在当今的重要诊断标准。”为由拒绝《焦虑类型》的发表就显得非常地不合理。在编委会的立场观点上，一方面，编委会容许《区分性诊断》发表出来并且去揭示DSM临床诊断标准的缺陷，以及借助文章的发表呈现出经典分类学下的“结构化”诊断方法的优点；另一方面，编委会又不容许以经典分类学下的“结构化”诊断方法对《焦虑类型》进行发表，并以DSM临床诊断方法为标准对文章“癔症”概念的解读指指点点。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编委会所设立的双重标准可谓是非常厉害的。上文已对编委会的双重标准进行详细论述，下文将根据《区分性诊断》结合个人观点论述两种分类学之间的差异性。
注释：
[4].分类学，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之下，笔者认为它就是对存在进行分门别类的方法。这样的分类学方法可以最初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存在”的分类上追溯其理论的起源。在拉康的研讨班上也提到过类似的对“存在”进行分类的观点：“那么诊断（diagnosis）是什么? 嗯，已经有些人已经对此表态了。朗，有人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就这个问题说了些见解，在我看来很有趣。我认为你所做的诊断只是类比的，通过参考分类学中存在的类别，你说出了这个词....”，见《拉康第一期研讨班》，拉黑字幕组，p198。
[5].见学派文章《区分性诊断》注释[35]以及文章原文。
《区分性诊断》的作者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DSM和经典的分类学之间有着本质差异。前者基于启蒙时代的自然科学的分类原则......其只基于对障碍的直接观察，而对于外界情景、原因、障碍的起源和发展没有任何分析。”[6]并且还认为精神分析的诊断当中应当重视“主体”概念的重要性：“在建立一个诊断之前，重要的是考虑问题的起源，尤其是我们应该知晓问题对于主体的功能，这种功能根据其所属的结构不同而不同......”。[7]结合文章上一段提及到的在拉康的研讨班文本以及亚里士多德那里都对“存在”给予高度重视，与《区分性诊断》原文作者强调主体的功能是如出一辙的，主体也是一种存在。而反之，DSM的诊断方法只基于对障碍的直接观察，而忽视对于主体的外界情境、原因、障碍的起源与发展的分析。“它（DSM）忽视了主体的冲突动力，这停留在行为的简单分类上”。[8]在这之后，《区分性诊断》文章中还讲述了《有关结构性诊断和癔症》的案例来阐明从结构取向来对个案进行分析的优势性，并且还对“主体”的历史给予充分地重视。
注释：
[6]. 《结构的实践：根据雅克·拉康的教学的区分性诊断》，学派公众号，注释[35]。
[7]. 同上，注释[34]位置之前。
[8]. 同上，注释[36]位置之后。
从上文《区分性诊断》作者表明的诸多观点不难看出，DSM与经典分类学之间的差异性关键在于：是否对“主体”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当主体作为一种存在时，必定要重视探求这样的主体性存在的自身意义。而拉康精神分析的诸多理论实践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是以“主体”为核心对各种临床案例进行思考以及展开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的。对“主体”的起源与发展谱系的忽视，可以说也是对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严重阉割。总之，虽然DSM重视对症状的诊断和对障碍的直接观察，这点可以说会促进理论的进步发展，但同样也阉割掉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部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理论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在以拉康精神分析为传统的理论基础上，到底是选择相信土生土长法国人还是选择美国人呢？精分中国化未来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二、对某编委会拒稿理由的话语分析
我们前面以大量篇幅考察了“诊断标准”的历史，而现在笔者通过对编委会“拒稿理由”的原文展开话语分析，以此更好地去了解XX学派的话语运作机制，并试图揭示话语机制背后的真相。
首先对编委会的文章审核机制进行分析和补充性说明。我们不难发现，XX学派对于文章征稿的有关制度上，XX学派并没有对学派内部编委会对文章的审核机制进行任何说明，并且没有看到有效的公示内容。而只对投稿的方式与流程进行了说明。[9]。这就不禁让人怀疑，编委会在背后以主观的形式对文章内容进行审核，以此来决定是否去发表这些投稿的文章。而对于笔者将要做的话语分析的事情而言，我们就很难以客观的角度去把握XX学派编委会所代表的整个话语体系了，因而下文将主要集中在对XX学派的话语体系的表面展开话语分析。
注释：
[9]. 可参照《关于第一期学派刊物原创文章部分征稿的意见》，学派公众号，2021年。
（一）、理论的转换策略
从编委会拒稿理由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此编委会更加认同“转换性障碍”这一概念的“科学”说法，[10]而对“癔症”这一词汇弃而不用。在这背后其实涉及到的是XX学派对待“结构化诊断-DSM诊断”理论之间的转换问题上。在此举出话语系统中理论转换的例子：前几年的YQ时期，所有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防护措施。这样的措施从上级到下级不断落实，防护的相关措施被严格地执行起来。而在“放开”的相关措施出台之后，所有这些严格规定一瞬间就被解除了，有关的职能部门也转变了工作方向，相应的工作人员在权力系统内部进行秘密地调动。正如居委会本来有管理隔离措施的人员，而在放开之后就会调动为其他居委会的工作。话语系统内部采取的相关的科学理论的策略也发生相应地转变，核酸检测机构的财务流动问题在放开的特殊时期被很快地揭示出来了并且加以严惩，而在之前估计是多少默许的。
注释：
[10]. “转换性障碍”在DSM-5中被归类为一种“解离性和身份问题”。
回到正题，对编委会对文章《焦虑类型》拒稿理由以及文章《区分性诊断》的态度的比较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了编委会对诊断标准的态度变化。对待两种不同的诊断标准的态度变化以及对理论的采用与废止，能够归结为XX学派内部所采取的一种理论选择的策略，而并不是一套理论正好只对应于一套固定的话语体系。在话语体系中，策略对理论的选择和废止，也正如学派的执行委员会把精神分析的理论家当作棋子来下而已。
（二）、谁在说话？
是谁在说话呢？编委会的审核人员是否代表它们自身的言说？不是的，他们只是替代他们背后那个不可揭示而又深不见底的话语体系说话。与福柯对医学话语体系的分析作类比：“医学言语不可能出自任何人；它的价值、功效、治疗机构本身和它一般作为医疗言语的存在都与这种按照条例被确定的、拥有表达权利的角色密不可分，同时为医学言语要求得到某种消除痛苦和死亡的权力。”[11]依此看来，编委会的言语也不可能出自他们自身，背后其实指涉的是不可揭示的话语体系。此编委会其实只是XX学派里这套话语体系内部的理论审核员，审核机制仍然是由话语系统内部的运作机制所确定的。在某些系统内部的策略选择的运作中，某些不符合组织内部的“非科学”话语被排除在外了，而更“科学”的话语理论被吸纳进去。我们可以类比福柯对18世纪博物学的话语系统转换的分析：鉴于18世纪支配博物学对象的形成系统, 某些陈述样态遭到排斥、其他陈述样态则被包含着；同样鉴于话语主体能够占据的不同位置，陈述之间有某些共存遭到排斥，相反其他一些共存是可能的或者是需要的。因此，诸层次彼此之间不是自由的，而且它们不会按照没有限制的自主性显示出来：从对象的初级区分到话语策略的形成，存在着一整套关系等级。[12]我们可以看出话语策略的举措以及对对象的划分上，背后涉及到的那一整套关系等级秩序是隐蔽着而没有揭示的。
注释：
[11]. 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2021年，P62。
[12]. 同上，P89。
（三）、词和物
以福柯对疯癫史的考察工作表明，“疯癫对象”首先是由话语系统内部产生出来的，进而把“不正常人”纳入到这个对象集合内。对于“癔症”和“转化性症状”两个名词概念的发明，也是对“疯癫对象”的发明；无论如何，疯癫对象作为一种福柯所说的“陈述的对象”，根本就没有去重视“物”的实在性和真实性。并且根本就不存在疯子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只是在话语的层面上的，这种看法被福柯说烂了。
“词”要对“物”展开谋杀，最终，“真实的物”被“话语所陈述的对象”所替换。而描述“疯癫对象”的名词概念的转变，只是表明了话语系统表面的整体性转变。关键不在于对主体的名词性描述，并借用各种话语覆盖之；而关键在于通过感受去体验这个真实的人，也即去接触那个“物”。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中，我们要重视对来访者本身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真实性，以真情实感去跟来访者交流。“话语不是生命：它的时间不是你们的时间；在话语中，你们不会与死亡和解；你们完全有可能在你们说出来的东西的压力下杀死了上帝；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将会以你们所说出来的一切造就一个比上帝活得更久的人。”[13]也就是说，福柯贬低“话语”作为一种人类延续其生命的方式，无论是“癔症”还是“转化性症状”的概念，以及其背后所涉及的话语理论体系，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淹没在历史当中的。话语显得并没有这么重要......
注释：
[13]. 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2021年，P247。
从前文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谈论采用、区别“癔症”还是“转化性症状”名词的好坏本质上只是知识-权力层面上的较量。一方面，我们应当重视对真实的“物”的体验，关注主体自身、关注自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揭示出语词的更换背后的本质性真相。福柯在沉睡的坟墓之下默念他的诅咒：话语总是会随着时间而流逝的，以所谓看似永恒性的别致的“话语”去促进精神分析的理论发展，并不见得某个精神分析学派就能活得比上帝更久。
参考文献：
[1] Silvia Lippi:《结构的实践：根据雅各·拉康的教学的区分性诊断》，吴张彰译，EPS精神分析行知学派微信公众号，2021年。
[2] Carmen Gallano：《神经症和精神病中与日俱增的焦虑类型》，空洞です译，p4剧场与你微信公众号，2023年。
编者的话：
阿布的这篇文章是极其有力量的！他毫不留情的解开了那些假借着话语卖弄权力的家伙们的遮羞布。中国的精神分析事业绝对不能被这些打着“拉康”旗号挂羊头卖狗肉的双标者们占领话语高地，它必须是鲜活的、勇往直前的、自由的、极其有创作力的、流动的、自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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