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研讨的第一部分是有关“精神分析与分裂”这个大的主题。在“精神分裂分析”这个概念被加塔利提出来之后，精神分析与分裂的关系其实是需要被重新审视了，因为加塔利，作为德勒兹-加塔利这个作者装配的一个环节，是拒绝“否定”、“匮乏”这种概念的。他说，“在无意识之中没有任何的否定之物，而只有与零点之间的不确定的远与近，这个零点完全不表示缺乏，而倒是（作为支撑与协助的）充盈肉体的确实性。”[1]为什么“分裂”的概念仍然能够存在？“分裂”所必然包含的两片裂开来的东西以及这个裂口背后的某物——它通过吹过裂口的某种“穿堂风”被我们觉察到——对这些的澄清与规定才能成为在加塔利的千座高原面前仍然保存精神分析作为一项医疗技术、或者伦理学技术所需要的否定概念：这些概念是必须的，因为它正是用来描述一个亟待拯救的患者的概念，本体论地说抑郁症患者并不匮乏不能直接将他从极度悲哀中解救出来。即使是“幻象中”，他也有必要在概念上被认为处于某种幻象中的匮乏状态、分裂状态。
因此，本部分研讨的内容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在加塔利面前先是维护分裂的概念，然后在体制分析面前维护“陈旧”的个人分析——可以这样说，研讨的目的在于扯缓加塔利理论加速的脚步，将它重新保守化。
谈到分裂的主体，就很难绕开黑格尔的影响：正是他在《精神现象学》里就把主体设定为分裂的自我运动：
黑格尔真正提出的是，康德式的分裂本身已经就是解决方案：存在自身是未完成的，这就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思想的内涵所在：主体正是对存在之断裂的命名...[2]
这段中文是我自译，全文见公众号文章《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理智直观》
主体，与存在之断裂，是同一样东西。这不仅仅在于主体内部存在着一些互相分离、无法整合的分裂要素，以至于主体的自存总是呈现出某种分裂的状态：事情更在于主体是一个这样的运动，正如同《精神现象学》中所体现的历史之进展一样，主体总是进行着分裂，它总是执行着“分裂某物，再在已有的分裂中读出同一，再对同一进行更高的分裂”的运动。正是这个运动被定名为“主体”，这也是黑格尔在该书中运用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即实体的能运动的侧面，实体之为主体使自身免于僵化的实在-自身同一。
主体有其特征，即主体是分裂的。有不分裂的主体吗？是齐泽克引我们注意到黑格尔的主体其实是历史中的个人主体，就像实体正是历史的实在进展——在这个意义上，本应不存在不分裂的个人主体，毕竟此一主体总是处在辩证运动的某一特定的阶段，而自身同一总是难以完成的。然而加塔利从另一个视角出发掀翻了这一切：为什么要将群狼理解为分裂？无器官的身体内奔突着的异质性力量直接被把握为、“感知”为“群狼”，无规则的力的分子的布朗运动，这样就已经达到了现象的阐释的终点——不需要逻辑地设定一个不分裂的起源，无论这个起源要被设定在“不早产”的神之子还是母亲慈爱目光注视下的乳房-吮吸...“不分裂”就是绝对分裂的直接性，就是对这个直接性的承认。这里所涉及的分裂与不分裂主体的性质问题，将在第二讲中详细提到。
加塔利重新审视了主体，在本体论的绝对分裂、绝对异质性的基础上打造了主体。需要注意的是，经他这样打造后的主体还不是日常生活中露面的个人主体，而是机器主体、野兽的主体。加塔利自己说：
有一个躁动的人群，一个蜂群，扭作一团的足球队员，或一群柏柏尔人。我在人群的边上，在其外围：然而我属于其中，我通过肉体的一个部分——一只手或一只脚——而维系在其中。我知道，外围是我唯一可能存在的场所，如果我任凭自己被卷入混杂的人群的中心，那我就将死亡...这群生灵不停地躁动，他们的运动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也不遵循任何的节奏。[3]
机器主体与自身异质性的力量相处，或者说，它就是这些力量的装配产物——在机器的高度上，装配还暂时仅仅意味着一个微分项（变量在某一瞬间的取值）、一个变动的集合体的瞬时切片，就像四维空间下探进三维空间时可被观测到的每时每刻都截然不同的切片。在机器的意义上，还只存在对自身机器性的言说，而并不存在机器的话语——话语预期一个意义的稳定性，而机器暂时没能力提供这样的稳定性。
在这里我们想到了艺术，在艺术的生产和艺术的欣赏两个方面都是如此。居家隔离期间的一个画家坐在画板前，他想着旅游和综合体商场，想着远方正在死去的人，想着医院和社区，自己冰箱里的半颗白菜，当他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一切，用语言来制作一个群狼的切片，他就绘画。他把群狼画在纸面上：
奔突的异质性力量在另类的表述装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自己语言的同一性结构中的位置。这幅画就是机器主体的绘画——既是机器主体在作画，也是关于这个主体、关于无数头野兽的绘画。这正是加塔利所要求的：当你的内心一团乱麻，加塔利要求你将它想象为交错排布缠绕的许多根粗细不同的绳子，而不是同一个绳子缠绕成了复杂的拓扑学花样，就像你必须花费二十分钟才能拆开的、装在口袋里的耳机线。机器不是可以被捋成一根服帖的线的某种东西，这在根本上与你用多大力气去捋没有任何关系。机器就是力的冲撞。
这种冲撞很难是什么好事，它对日常生活主体，就是说，存在着的主体间关系中的人的影响常常是毁灭性的：
与其说无器官的身体是与器官相对立，还不如说它是与器官所形成的组织结构（就它构成了一个有机体而言）相对立。无器官身体不是一具僵死的肉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如此富有生命，如此充满躁动，它使得有机体及其结构发生爆裂。[4]
力是反对结构的，它总是试图冲垮每一个结构。事实上，加塔利自己也并不赞成这种纯粹混沌的反结构、反规定性状态，“精神病特有的本体论领会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混沌性退化”[5]，人只要出生就和野兽生活在一起，断绝一切与主体间关系与现代文明的物质精神成果的接触，就可以达到这种退化的状态——生活在都市丛林中的纯野兽，这当然不会是加塔利的目的。因此，就有必要引入能指与抽象机器的概念：正是依靠能指与能指组织，真正意义上的装配被开发出来，一种对世界的构建、主观的设定，一种部分的、段落式的稳定性才得以生成，并由此开放出了话语-意义的可能空间。
德勒兹区分了三种语言：
语言I：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物体之间的关系等同于词语之间的关系...它是“原子的、分离的、切断的、剁碎的，在这种语言中，列举取代命题，组合关系取代句法关系：一种名词的语言。”
语言II：它不再是名词的语言，而是声音的语言...语言Ⅱ的目标是使流枯竭，是使周围连绵不绝的声音的喧哗终结，二者都属于他者（Other）对一个可能的世界的表达，以其所有含义、偏好和目标叙述一条无止境的故事之流。
语言III：它不再将语言同可列举或可组合的对象关联起来，也不再将其与发出的声音关联起来，而是与不停移动的内在界限、罅隙、孔洞或裂口发生关联...从其所有的奇异性中涌现出来，没有保留任何个人的或理性的东西，进入无限定状态，仿佛升到空中。[6]
我们不妨称前两种语言为辖域化的语言（或移情的语言），而后一种语言为解域化的语言（或艺术的语言）。应当把语言理解为一种行动，或者说，把语言的需要、语言的工具性的可能性认为是逻辑上优先于能指的东西，以开放自由言说的可能空间——这个观点甚至能够得到拉康本人的支持：当谈到“人是个早产儿”这类被反复强调的学术名言，拉康不也正是在为能指链在人的存在中的实现寻找一个需求、一个迫切地需要行动来缓解的痛苦状态吗？当拉康重提弗洛伊德的 Fort/Da 游戏，用“消化母亲之缺席的需要”来说明婴儿对能指的操演，他正是在同一时刻将语言的过程等同于行动——正是“叫出 Fort 并丢走毛线团”的实在的肉身动作在其重复中、在其与暂时失去母亲的创伤性经验的反复联想-结合中获得了情绪的强度，这种创伤才被成功地封装在行动中。或者说，也正是行动的重复保证了这个封装。这并不意味着一切语言-行动都必须首先重复自身才能实现表意功能，这是针对一种预先的幻象的信任，即对能指链条、能指主体的话语装配本身的信任：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在这种对能指链的操作行动的重复中，拉康理论中自我指涉的能指才在幻象中被认为具有表意的能力。可以说，能指主体正是在无器官身体、群狼-机器所引发的行动中锻造而成的，这个主体的关键特征，正是组织、调试这个身体，使它合于沟通和表达的生存需要，并且随时等待着被这个野性的身体突破。
这就是能指主体的效果：它主观地设定世界的某种秩序，并在自身行动的重复中不断预期-回溯地确认这个秩序的有效性，但也随时面对着野性的机器性的冲击。加塔利说，
一个世界只需被一个（解构的、去总体化的、解域化的）脐点所栖居才会被构建，从这个脐点开始，一种主观的设定性出现了..不断被重新确定的和被卷入的是存在之域和指涉的无形世界.一是一种混沌性领会的状态，一是扎根于物质世界坐标之中的装配的展开。[7]
正是能指主体对机器主体的原初权威的篡夺，保证了主体的生成——这个生成同时也是一种分离、分裂，也就是主体赖以建立的脐点-事件的强度与混沌的单纯熵增过程的分离。此刻，主体围绕着某个创伤性的事件、某个超出了先前能指主体的话语机制范围的“新”事件重新寻求闭合，这个事件就成为了一个“脐点”，能指主体凭借对这个事件的重新消化再次确保了自身权威，但此一主体却早已改换了新的面貌——毕竟，它此刻的装配中选择了新的脐点，这意味着对世界与客体的重新安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指主体只能与实在保持恰当的距离——过近、过深地缠绕进机器本身不可整合的异质性力量中，只会让主体的阐释权分崩离析，退化回混沌的纯粹性（这一点有所商榷，将在第二讲中展示）；而距离实在过远，能指主体对人的感知力建立了太强的审查机制，以至于一切新事物的呈现与细微机器性悸动的敏锐性都遭到了屏蔽，也会导致僵化和衰败。
我们将带着这种机器主体和能指主体的观点重新审视拉康关于能指链与划杠主体的第一张图，它并不仅仅如雅克-阿兰·米勒所说，是关于欲望的图，而更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总体面貌、关于机器与身体的图。
图 1[8]
从右下角开始的三角是无器官的身体，是机器，在其逻辑的起点上，它是混沌的、冲突的力。作为精神分析的研究与实践者需要强调的是，拉康-加塔利都认同这个观点：即纯粹的三角仅仅作为一种前置的逻辑设定存在，而很难真实存在于人生的某个阶段——毕竟，早在胎教与刚出生的阶段，能指就已经在铭刻婴儿的身体了。它穿过能指的链条，它必然穿过这个链条，因为正是机器性本身向婴儿的部分-主体显现为痛苦与匮乏，作为一个动力驱使着婴儿做出行动来整合、言说这种匮乏，方能在主体间互动中尝试消化这个匮乏。被能指所差异化的、被能指标定了某个脐点的这一个混沌的云团，输出成为能指主体，也就是划杠的小 s——杠在拉康看来，意味着主体已经承受了分裂，它从实在界被分离出去，又身兼着实在与象征的双重力量的纠缠，故而即使在其持存中也处于持续的分裂状态。这种能指的行动实在应当认为是一种生存的抵抗，正如朝向相反方向的箭头试图告诉我们的：作为一个主观性设定、作为一次装配整理的能指行动，总是与混沌云团相对抗的，人试图抓住实在，就像西西弗斯向山顶冲锋。
[1] （法）德勒兹·加塔利著.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2 千高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p.43
[2] Sbriglia Russell;Zizek Slavoj.Subject Lessons: Hegel, Lacan, and the Future of Materialism[M].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20,p.149
[3] 同注[1], p.40
[4] 同注[1], p.41
[5] （法）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著.混沌互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p.89
[6] （美）罗纳德·博格著；石绘译.守望者 镜与灯 德勒兹论文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p.214
[7] 同注[5], p.89
[8] Jacques Lacan.Ecrits: A Selection[M].Taylor and Francis,2020.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