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两年以来一直纠缠着我，让我困惑、恶心却又只能受其阉割。去年七月份，由于众所周知的秒秒与张涛的那场糟糕事件，我曾与林致（不是在豆瓣的这位林 致，而是林下风致）讨论过“什么是分析家——如何成为分析家又如何开展分析工作？”。后来我一路狂飙突进，却又局限于思维和视野的有限，以及行业话语的统治。两周前我结束了个人分析，而前几日我又恰巧结识了吴蕤博士，我向他询问“分析的结束”和“分析的目的”的问题。在他们两人的启发以及我自己的反思下我写下此文。实际上，这篇文章是我近几个月的缝合与拼凑，写得小气、范畴混乱。图比南巴的《精神分析的欲望》则在更广、更有力的高度做出了一系列批判。需要指出的是，我所论述的——正如最劣俗的精神分析及其实践者所做的一样——集中于神经症的范畴。而临床实践方面我则缺乏经验，期待吴蕤博士的第二本书《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的出版，向我们展现与国内霍大同派话语相异的临床实践。
我将试图对“分析的结束”进行讨论，而这讨论将导致两个结果：其一，分析的结束由于其外密性而并不存在；其二，”分析家的诞生“将被解构为一整个骗局。而当分析的结束被摧毁后，我们则将讨论分析家作为职业的问题。
一、分析的结束
对分析的结束的讨论需要回到分析的目的上去。分析的目的总是在无尽的切断与变幻中走向神秘化，既说“帮助其建构个人史”，又说“意识到大他者的不存在”，又说“道出关于无意识的真理”，又说“使之承担起自己的欲望”，又说“修改基本幻想”，又说“穿越幻想”。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良善的立场，同样也没有那么激进的主张。于是，在逼迫之中他们又将这些辞说解释成：“使分析者以其所乐意、所接受的方式生活下去。”我们实在不知道他们是要驯化出一个善于生存的个体（尽管他被期待于“并非正常化”“并非现实检验”）还是通过倾听和有限的言说制造出一个尼采式的超人（他承担起自己的一切欲望，以至于看不见大他者）！总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并不打算使分析者位于逃逸线上——毕竟，他们需要一个“结束”。
精神分析的合法性关键在于对症结（而不只是症状，借由这一点，他们得以与其他诸多流派拉开距离）的处理，但问题就在于，这个症结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哪一个症结是精神分析所称呼的症结？如果说这个症结之根源在于造成疯狂的社会本身，精神分析何以在它的分析室当中处理完毕（结束）？
而如果这一症结指涉的是主体的构成性缺失、来自实在界，那么由症结授权的精神分析的目的则旨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使幻想转向利用确定主体与其他主体而言的绝对差异的东西，即他的症状。根据拉康的最终表述，治疗结束时的症状——圣状是症状减少到其绝对点，它与主体的专有名词是等同的。”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吗？难道是要在分析室的躺椅上生产出一个欲望的超人吗？坐在封闭的分析室的躺椅边上，分析家通过倾听、言说与收费，令人震撼地彻底解决了单个人类主体的构成性缺失问题？恰恰相反，根本不存在缺失这回事。将”欲望“视作”缺失“毋宁说是欲望流动在个体之上所产生的一种效果、一种误认。要求与回应是之间总是非对称的，这之间的裂隙总是无法弥合的。这一裂隙存在的前提必然首先需要有要求被投掷——这则是由欲望的运动导致的。因此与其说欲望是对这一事实的回应、是为弥合这一裂隙而在运动中的，倒不如说因为欲望的这种运动而被指认出裂隙。故而生命是充盈而非匮乏的，欲望是“不满足于拥有”而非“不拥有”。
换言之，精神分析的”结束“不存在。精神分析的目的也“根本不是认识无意识，而是面对未知的未来，而且走向未来不需要全面认识自己和历史（吴蕤语）”，而在于如何转变、解放自身，如何展开、生成生命（这一条路恰恰是无数人、无数学科、无数思想试图探索之物，因此精神分析绝不能在自身领域之中耗尽至死，而应该不断走向外部）。无意识是不可化约的，个人史也根本不是可以被简单的临床分析而得以梳理、解构的线性单行道。更进一步说，在不断向外展开、生成的生命之流面前，理性的认识与理解都只不过是次要的。主体的真理固然能在临床分析的推动下得以建构，但在充盈的世界这一平面之上，精神分析也不过尔尔。 事实上，拉康的探索和论述其实并不谬误，甚至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走向相近。问题在于，声称并坚持一个稳定、规律、长期的临床框架将能彻底处理症结，这与其说是分析的逻辑，毋宁说是商业的逻辑。这是一个关于无终结的分析的问题，或者说，对于大量的神经症群体来说，这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如何坚持自己的欲望、如何展开自身的生命、如何走向自身的绝对差异。精神分析应当界定这样两种分析：一种是临床分析，另一种则是临床之外的分析。后者实际上就是生命实践，而前者只不过是由后者所生成，并用以作为向后者提供动力的之一罢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外密性。
二、分析家的诞生
（这一部分回归到去年七月）
国内常常这样宣称：“只有分析的结束才能成为一个分析家。“这里有一个疑点：我们会发现法国的许多德高望重的分析家都是在”分析的结束“之前就已经开业了，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纪勒·构菲和达米安·居约内。我们在拉康那所能听见的只是关于“分析的结束”不断变化且非常暧昧的描述，并只是声称可能“产生分析家的欲望”。
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纪勒·构菲回忆其成为分析家时刻（他指出这是在他以分析家“执业”之后）所说过的那简练而有力的讲述：“我们所说的精神分析家，只因转移而存在。走出转移，他就跟任何人都一样。”也许分析家的产生并不在作为分析者而与分析家言说之时，而是在转移关系中恰好立于“分析家的位置”的时刻。分析家总是“事后”产生的。
然而，精神分析内部却总是不断地强调分析的时长，这让我们不禁怀疑，所谓的“分析的结束”不过是与“训练分析”制度合谋的圈钱机制。以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为例，成为分析家需要：
2.完成个人分析：须在中心分析家处接受5年以上个人分析，且分析家及分析者双方同意分析结束；
3.在两位督导分析家或分析家处分别接受至少3年每周一次的个案督导。
这套培训制度与拉康派自我鼓吹的激进性截然不同，相反，让人们想起了备受拉康派指责的机构IPA。这一制度会导致剧烈的危机：无痛苦者为了“成为分析家”而被迫分析；即便分析者已经意欲离开，却要为了一个“五年”的认证而强行在分析空间言说，即便违背自己言说的欲望吗。关于这一点，我将留到第三部分进行讨论。
国内的一些声音在不断地回响，它声势浩大：如果你要成为分析家，你就必须要接受个人分析的“训练”。确定性在此定格了。——我们在此有理由怀疑这究竟是个“训练”还是个“认证”。“分析家”从来不是一种传授、传承的技艺，它是一个位置、是一种欲望。
看看安娜·谢恩的话语吧——“精神分析不是一种通过学习理论、通过个人训练并通过示范而学会的技术。”“在分析之后，以前的分析者可能希望把分析作为一种职业来从事，也可能希望做些别的事情。”
而在国内，分析家俨然成为了一种职业，“如果你要成为分析家，你就必须要接受个人分析的‘训练’”。这与安娜·谢恩所强调精神分析不是“先选择而后培训”的说法恰巧相反。精神分析成为一种产业，分析家则成为一种产品——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产业”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逼问“为分析而分析”这样一种倒错的行径，为分析而分析，究竟是“什么都没有获得”还是“获得了分析框架制造出来的痛苦”？在这样僵化的体制中，获得的究竟是无意识的真理，还是分析者和分析家共谋的想象性的骗局？一个对抗精神困境的行动，一个反对权力、反对律令的行动，竟然会走向一个“认证”？切不可忘记，无论是弗洛伊德所捍卫的“非临床的分析”还是德勒兹、伽塔里在宣扬的“分裂分析”无不强调的一切的关键在且仅在生命应该如何进行。如果精神分析势必走向一种认证，走向“为了成为分析家而接受分析”的产业，我们倒不如宣称：不接受分析同样也能成为分析家。精神分析不是一种有趣的理论，也不是“专业”（在现在尤其可以指向学位）者们的“临餐”（不是在躺椅上，而是在他们的饭桌上）。精神分析是一种关于生命与欲望的伦理学，而不是垄断者们、资本走狗们的餐食。
“分析家之间的争斗，互相的敌对与竞争，根本就跟任何其他人类群体之间的斗争一样野蛮。”
反对“分析-成为分析家”这样的联结、这样的话语，分析与成为分析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确切的、稳定的联系。反对这样的意识形态不意味着否定某些事实，而只是击碎两者之间被暗中划下的一个等号。
三、作为职业的分析家
让我们从去年七月回归，从那种郁愤、混乱与保守中走出来：压根不存在“分析的结束”，也不存在“分析家的诞生”。分析家是由分析家的位置所生成的，即立于虚空、分裂而能够承载分析者欲望的位置，与自我分离的位置。因此，与其说这是临床分析水到渠成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一种伦理姿态——一种对生命与欲望彻底尊重、敢于承担分析者欲望的冒险。
这让我们不禁想到一些最保守的分析家的可笑姿态，他们声称自己更善于处理“情绪危机、情感问题、自我认同等神经症问题”，实际上是对精神病结构的敬而远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职业分析家（职业分析家，意为以进行临床分析工作牟利——以精神分析的理论培训牟利的更不用说了）压根不打算冒什么风险，他们只是希望借助自己从分析框架中获取的资历进行牟利，寻觅、捕猎他们的长期饭票。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必要细加讨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弗洛伊德与拉康所探讨的“爱你的邻人”的伦理学问题。在此我只想抛出这样一个暴露职业分析家本质之伪善的现实：当你以从分析者那获取的分析费为经济来源、生活支柱的时候，哪来的冒险一说，又哪来的“希望分析者尽早结束，从自己这里离开”的慈悲？
是的，职业分析制度就是一个圣三位一体，一个高强度的再生产框架：高收入、分析门槛、分析框架。临床分析框架规律、稳定，因而分析家能够收取高额、稳定的收入作为一个公认的事实为众周知，而同样作为共识的是成为分析家必须接受一定时长的“临床分析”，且只有“临床分析的结束”才能“成为分析家”。在这样一个圣三位一体面前，想帮助他者的伪善/爱、对无意识的信仰与迷狂以及资本、经济的猛烈劝诱总是会构成对分析者的诱导，促使其产生“分析家的欲望”。而当他们在数年的洗脑与阉割后，则会将这套律法大肆宣传。则这种事情在临床事例中我们见得不算少了——劝诱是其一，其二则是有些人拥有“无意识”，却根本不具有能够思考的“意识”。如今的精神分析愈发成为痛苦再生产的框架，而不是探索可能性的路途之一。
而面对这样的圣三位一体，弹性时间、弹性收费作为可悲的二元结构几乎失去所有效力。为了重构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我们需要引入弹性的第三元：弹性会谈。弹性会谈意味着，剥除那个稳定的、规律的商品交换体系，彻底地尊重分析者的欲望。分析者将顺其自身欲望决定他的频率、时间，这种对僵化框架的破除将减少分析者对分析家产生依赖的可能性，同样也避免了精神分析内部的政治经济再生产。同时，这一行动也在真正意义上使临床分析/精神分析从过于崇高的位置上跌落下来。
言之至此，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当分析家，相反，有些人即便接受了分析同样无法成为分析家。因此，我并不打算彻底否决“接受临床分析才能分析家”这个说法，而只想将其改写，将“分析”前的“临床”二字彻底地删去。究竟什么是分析家的位置？分析家的位置即，能够使主体与其自身的欲望发生“遭遇”的位置。因此，它只是作为生命中“遭遇”的一种可能性而已。
以一种极度且随意的简化，我们不妨把症状或许正是生命由于某些原因以一种类似于错误、故障或短路的方式进行结构的效应，因此我们需要各种遭遇。全新的思想、惊人的文学、曾说不出来的话、未曾听过的话、截然不同的人、陌生的情景甚至是不曾经历的状态（难以接受的懈怠、一无所有的无聊、反抗焦虑行动、接受——不是顺从——焦虑而行动），我们将与这些各种各样的遭遇形成各种各样的连接，进而转变我们自身。思想、行动，一切都能插入、打乱、颠覆、重构能指链，一切都能使无意识发生转变。因此分析绝不会在它的躺椅上瘫痪，它必须且需要永恒地、无休止地推动生命向外展开。如果说分析，那么它只是“名叫分析的力量之流”。
另外，需要注意“病”“药物”和“治疗”这种危险的指涉，它们实际上总是“标准化”的能指：如何寻找到客观的、不容置疑的、最优的解决方案，生命于是被装配于同一的轨道中运行。但问题压根不在这里，人们总是被说“病了”，却不是说自己“病了”。人们只是困顿、无力而感到痛苦而对回忆中的、想象性的过去投以期望。因此，这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当人们走入精神科门诊、病房或是咨询室、治疗室、分析室，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我的欲望由于某些原因/不知为何被阻塞住了，那么我的生命该如何展开？“，药物和话语都不应该是被排除的，相反，需要做的是让其他被排除的东西重新回归、让未被计入甚至未产生的事物在这一领域中生成。
编者的话：
西尔莫的文字把我从被动的位置上推了下来，没错，有太多的谬论在在我们的周围，而我们却掩耳盗铃的把这些真相按住，指望一个空洞的他者来给与我一个安定的座位。
没有“学派”，也没有什么“分析家”，我们的路我们必须自己走！分析、精神分析、或者所谓的“分析”也都仅仅是我们的拐杖，扔掉它，退缩的肌肉会康复，我们也终将可以返老还童，小腿的爆发力让我们一顿暴扣。
【p4剧场和你】最近发布了很多关于精神分析中国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批评文章，希望更多的实践者可以来将这些一手的感受表达出来，我们也特别愿意将其整理发布（绝对不会有任何审查或者拒斥）。我们也自组织了一个“卡特尔小组交流群”，欢迎产出、分享、碰撞属于你自己亲手制作的知识与组建各种小组，此文作者也在群内。（群目前已满，想入群扫描下方二维码）
【批评专栏】往期文章：
何为“学派” | 缴文一篇——致EPS精神分析行知学派
事件批评 |《学派的双重标准——对编委会拒稿理由的话语分析》
被拒的投稿 |《神经症和精神病中与日俱增的焦虑类型》
可预见的危机 | 精神分析实践之路必须由自己开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