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到事件:对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学术思想与影响的系统性分析

导言:当代表演研究的奠基人

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最多产、最具影响力的表演学者之一。她的学术成果从根本上重塑了德国的“戏剧学”(Theaterwissenschaft)乃至全球的戏剧与表演研究学科 。她的核心贡献在于推动了一场关键的范式转移,将学术分析的焦点从戏剧文本转向了作为生命性、具身性与变革性事件的现场表演。本报告旨在系统性地分析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生涯、核心理论贡献、思想演变轨迹及其在学界的深远影响。

本报告认为,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思想轨迹——从对戏剧符码的严谨符号学分析,发展到对表演性事件的现象学美学建构,再到对文化交织的政治理论探讨——不仅映现了,更积极驱动了整个人文学科内部一场更广泛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挑战了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观众、美学与政治之间的传统界限。为清晰地呈现这一思想脉络,本报告将首先通过下表概览其主要著作与核心理论贡献,随后将系统性地探究其学术根基、不断演进的理论框架、重要的历史案例研究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回响。

表1: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的主要著作与核心理论贡献

Erika Fischer-Lichte | Theatre Olympics 2016

出版年份(德文/英文)

主要著作

核心理论贡献

1983 / 1992

《戏剧符号学》(The Semiotics of Theatre)

建立了一个系统性框架,将戏剧作为由符号与符码构成的文化系统进行分析。

2004 / 2008

《表演的变革力量:一种新的美学》(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Performance: A New Aesthetics)

提出了“表演性美学”,引入了“自创生反馈循环”概念,并将焦点置于作为变革性事件的表演本身。

2005

《戏剧,祭祀,仪式》(Theatre, Sacrifice, Ritual)

探讨了在政治性表演与大型集体场面中,戏剧与仪式的融合如何服务于共同体的建构。

2014

《交织的表演文化之政治》(The Politics of Interweaving Performance Cultures)

提出“交织”模型,旨在超越后殖民主义对“跨文化”的批判,强调文化的杂糅性与政治性交流。

2017

《悲剧的绵延》(Tragedy's Endurance)

展示了一种新颖的戏剧史学研究方法,将古希腊悲剧的演出史与德国文化身份的演变历程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节 学术根基与德国“戏剧学”传统

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影响力植根于其深厚的教育背景和在德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她的学术生涯不仅是一系列个人成就的展示,更是一部积极塑造学科未来的历史。

详尽的学术履历

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起点极为广博,她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戏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德国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 。这种跨学科的训练为其日后理论的广度与深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她的教学生涯始于1973年,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拜罗伊特大学和美因茨大学担任现代德国文学、比较文学和戏剧学教授。1996年,她加入柏林自由大学戏剧学系,这里成为了她学术思想成熟与传播的核心基地 。她于2011年荣休,并于2022年被授予荣休教授称号,标志着其长达数十年的直接教学影响力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

除了教学与研究,费舍尔-利希特在学术机构的领导岗位上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曾于1995至1999年间担任国际戏剧研究联合会(IFTR)主席 ,并长期主持多个德国及国际顶尖的研究中心。这其中包括由德国科学基金会(DFG)资助的“表演性文化”协同研究中心(SFB 447)和“跨艺术”研究生院,以及由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资助的凯特·汉堡国际研究中心“表演文化的交织” 。这些领导角色使她不仅是一位思想的创造者,更是一位学术议程的设定者。

她的卓越贡献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她被授予哥本哈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并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哥廷根科学院、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德国国家科学院利奥波第那科学院以及美国文理科学院的院士 。此外,她还荣获了柏林科学奖、德国戏剧协会的“浮士德”戏剧奖以及欧文·皮斯卡托奖终身成就奖等重要奖项 。

德国“戏剧学”的语境

理解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定位,必须将其置于德国“戏剧学”(Theaterwissenschaft)的独特传统中。与英美体系下戏剧系常常包含艺术实践训练不同,德国的戏剧学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领域,其核心任务是理论建构与历史研究,而非培养艺术家 。这一语境决定了费舍尔-利希特工作的理论导向,她的研究始终致力于为戏剧与表演现象建立严谨的分析框架和深刻的哲学阐释。

学科的建构者

费舍尔-利希特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更在于她展现出一种卓越的、将理论创新与学术政治策略相结合的能力。观察她的履历可以发现,她不仅仅是在参与学术讨论,更是在主动地建构和领导这些讨论的平台。她通过创立和主持“表演性文化”与“表演文化的交织”等大型、长期且资金雄厚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成功地将自己的理论构想转化为具有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

这一过程具有深远的结构性影响。通过这些研究中心,她能够界定核心研究问题,资助博士和博士后项目,并培养出一整代接受其理论与方法论训练的青年学者。这使得她的思想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观点,而是被制度化、体系化地传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说费舍尔-利希特不仅参与了“表演性转向”,更是通过其强大的学术组织能力,将这一转向制度化,确保了其在德国乃至国际学界的持久影响力。她的职业生涯清晰地表明,一位顶尖学者的影响力不仅源于思想的深度,也源于其建构学术共同体、塑造学科未来的能力。

第二节 符号学框架:解构戏剧符码

在20世纪80年代,费舍尔-利希特以其奠基性的著作《戏剧符号学》(Semiotik des Theaters,1983年德文版,1992年英文版)在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 。这部被誉为“迄今最透彻、最系统、最令人信服的戏剧符号学”的经典文本,为戏剧分析提供了一套前所未有的严谨工具 。

核心方法论

在书中,费舍尔-利希特将戏剧视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其意义的产生源于多种符号系统的协同作用。她的分析方法是系统性的,旨在解构构成“戏剧符码”的各个子系统 。她详细考察了:

• 演员的符号系统: 包括演员的外貌(如服装、化妆)以及其身体行为,如手势、动姿(kinesics)和空间关系学(proxemics)。

• 空间的符号系统: 涵盖舞台设计、布景、道具等视觉元素。

• 非语言的声音符号系统: 包括音乐、音效等听觉元素。

中心论点

《戏剧符号学》的核心论点是,戏剧表演的意义并非单一或固定的,而是通过这些多层次、同时运作的符号系统在观众的感知中所生成的。因此,符号学分析的目标不是去发现一个唯一的、正确的“意义”,而是去揭示意义生成过程本身的复调性与多义性(polyvalence) 。这种方法论拒绝了将戏剧简化为文学文本图解的传统,强调了表演中所有非语言元素的意义生成功能。

一场未来革命的必要基础

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生涯常被其后期的“表演性”理论所定义,该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以文本和符号为中心的分析模式。这似乎与她早期的符号学研究构成了矛盾。然而,深入考察其思想轨迹可以发现,这种看似的矛盾实则是一种深刻的辩证发展。正如她自己后来所阐述的,“一场表演的符号学维度与表演性维度是不同的,尽管它们密不可分” 。

这一论断揭示了她早期与后期工作之间的内在逻辑。首先,《戏剧符号学》为表演分析领域提供了一套最为完备的、用于研究结构化系统的分析工具。它教会了学界如何以分析性的精确眼光审视表演,超越了纯粹的文学批评或印象式评论。可以说,她将符号学的严谨性引入了对戏剧这一综合艺术形式的研究中。

然而,符号学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其最终关注点仍然是“意义”与“阐释”,即“表演过程意味着什么?” 。它倾向于将表演事件视为一个可供“解读”的“文本” 。在她对符号学模型的可能性进行了最彻底的探索之后,费舍尔-利希特敏锐地意识到,该模型无法完全捕捉到表演最核心的特质:即作为生命性、具身性事件的现场性(liveness)及其对参与者产生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表演做了什么?”的问题。

因此,她的“表演性转向”并非对早期工作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的超越。她必须首先精通并穷尽符号学模型的潜力,才能深刻地理解其局限性,并令人信服地提出一个聚焦于体验、在场和变革的新范式。她之所以有资格宣告一种“新美学”的诞生,正是因为她已经透彻地掌握了旧有的美学分析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符号学阶段是其后期理论革命不可或缺的知识前提。

第三节 表演性转向:从文本到事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表演性转向”(performative turn),其核心是从将文化理解为待读的“文本”,转向将文化视为待体验的“事件” 。在这场智识浪潮中,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是戏剧与表演研究领域的关键设计者和推动者 。

从符号学到表演性

费舍尔-利希特明确地将其理论焦点从分析一场表演“意味着什么”(符号学问题)转移到它“做了什么”(表演性问题) 。这一转变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重估。研究的核心不再是可供分析的戏剧文本,甚至不是可复制的舞台调度(

mise-en-scène),而是那独一无二、转瞬即逝、不可重复的表演事件本身 。

表演性研究的核心原则

费舍尔-利希特为表演性研究确立了几个核心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她后期理论的基石 :

1. 身体的共同在场(Bodily Co-presence): 表演经由演员与观众的身体共同在场、相遇与互动而得以生成。这是表演之为事件的本体论前提。

2. 短暂性与强烈的当下感: 表演是短暂易逝的,但其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具有强烈的“此时此地”(hic et nunc)的在场感,并被参与者深刻地体验。

3. 意义的生成性: 表演并非传递预先设定的意义,而是在其发生的过程中催生意义。意义是事件的产物,而非其前提。

4. 事件性与阈限体验: 表演的本质特征是其“事件性”(eventness)。它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阈限体验(liminal experience),一种“非此非彼”(betwixt and between)的状态。

一场方法论的革命

从“文化如文本”到“文化如表演”的转变,绝不仅仅是研究焦点的转移,它实质上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研究方法论革命 。分析一个“文本”(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被视为文本的表演)允许学者保持一种客观、抽离的姿态。研究对象是稳定的,可以被反复审视和分析 。

然而,当分析的对象转变为一个“事件”时,这种稳定性便不复存在。研究对象是流动的、短暂的,并且是由研究者(作为观众)自身的在场共同创造的 。这意味着传统的文学批评和艺术史分析工具已不再足够。学者不能再仅仅扮演一个解读符号的“读者”角色。

这一转变必然导致了一场方法论危机,它迫使学界寻找新的写作与分析方式,以捕捉和描述具身性、短暂性以及事件的主观体验。费舍尔-利希特的著作,尤其是《表演的变革力量》,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理论,更是在实践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她直面了将活生生的、身体性的体验转化为严谨的学术语言时所固有的困难与挑战,并试图为此建立一种新的学术话语 。这场方法论的革命,要求研究者从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转变为一个对自身在事件中的参与性有所反思的见证者。

第四节 一种新美学:《表演的变革力量》

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无疑是《表演性美学》(Ästhetik des Performativen,2004),其英译本为《表演的变革力量:一种新的美学》(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Performance: A New Aesthetics,2008) 。这本书宣告了一种“新美学”的诞生,它旨在超越建立在静态的主客体关系之上的传统美学理论 。

4.1 自创生反馈循环:重塑演-观关系

“自创生反馈循环”(autopoietic feedback loop)是费舍尔-利希特新美学理论的核心引擎 。她借用认知生物学中的“自创生”(autopoiesis)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由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自我指涉、持续变化且根本不稳定的过程 。

这一循环的运作机制如下:演员行动,观众感知并作出反应(无论是大声喝彩、窃窃私语,还是仅仅是身体姿态的微小变化),这些反应随即被演员和其他观众感知,并反过来影响他们接下来的行动与反应。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个持续的、不可预测的动态回路 。

这个概念的提出,彻底打破了“主动的表演者/被动的观看者”这一传统二元对立 。在反馈循环中,所有参与者都是事件的共同创造者,共同为事件的展开承担责任 。因此,表演的进程是涌现性的(emergent),无法被完全计划或预知 。费舍尔-利希特经常引用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的行为艺术作品《托马斯之唇》(

Lips of Thomas)作为例证。在该作品中,当艺术家自残时,现场观众最终无法忍受,上前干预并中止了表演。在这一刻,观众跨越了观看的界限,转变为行动者,深刻地体现了反馈循环的颠覆性力量 。

4.2 表演之为事件:物质性、阈限性与变革

费舍尔-利希特的新美学将表演理解为一个多维度的事件,其关键要素包括:

• 身体的共同在场: 表演发生的基本条件是表演者与观众在特定时间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 。正是这种身体的共同在场,构成了反馈循环得以运作的物质基础。

• 物质性的表演性生成: 表演的物质性——包括其空间性、身体性和音响性——并非预先存在的背景,而是在事件过程中被动态地“生成”出来的 。例如,空间不是一个静态的容器,而是通过演员与观众的移动、目光的交汇、声音的传播而不断被重塑。空间是“发生”的,而非“存在”的 。

• 阈限性与变革: 通过模糊艺术与生活、美学与伦理之间的界限(如阿布拉莫维奇的例子),表演将参与者推入一种“阈限状态”——一种“非此非彼”的临界状态 。正是在这种不稳定的阈限状态中,蕴含着变革的潜力。这种变革可能发生在感知层面、态度层面,甚至是自我认知层面 。这便是书名中所谓“变革的力量”的真正含义。

4.3 意义的涌现

在这种新美学框架下,意义不再被视为由艺术家编码、由观众解码的稳定信息。分析的焦点从“理解”与“阐释”转向了“体验”与“感知” 。意义是在反馈循环的动态互动和事件的整体感官体验中,以一种不稳定的、多层次的方式“涌现”出来的 。每个参与者的个人体验都至关重要,不同的参与者会从同一场表演中生成截然不同的意义 。

“新美学”的政治潜台词

尽管费舍尔-利希特的理论被建构成一种美学,但其核心概念——如共同责任、联合创造、角色界限的模糊以及在共享空间中的关系协商——都具有内在的社会与政治维度。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她的“新美学”同时也是一个微观政治共同体的模型。

“自创生反馈循环”本身就描绘了一个自我调节的社群模型,其中每个成员的行动都对整体产生影响 。打破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是一种根本性的民主姿态,它将能动性(agency)从艺术家单方面下放给所有参与者。费舍尔-利希特明确指出,当围绕“情境定义”的权力斗争出现时,这个社会过程就转变为政治过程 。她还强调,“感知他者的行为,永远是一种政治行为” 。

因此,表演事件本身成为了一个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实验室。它让参与者体验到一种既非完全自主、亦非完全被他人决定的主体状态 ,这恰恰是对政治主体性的深刻定义。这揭示了她的美学理论与政治理论是密不可分的。“变革”不仅是个人性或精神性的,更是一种对社会能动性与政治可能性的全新理解。

第五节 超越跨文化:表演文化交织理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文化交流成为戏剧与表演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费舍尔-利希特提出了“表演文化交织”(interweaving performance cultures)理论,旨在超越传统“跨文化戏剧”(intercultural theatre)概念的局限。

对“跨文化戏剧”的批判

费舍尔-利希特对“跨文化戏剧”这一术语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她认为,这个概念背后潜藏着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假设,即文化是静态的、封闭的、具有某种“本真性”的实体,它们可以进行“相遇”或“对话” 。这种模型不仅未能摆脱“西方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还固化了文化所有权的观念,仿佛文化是可以被清晰分割和拥有的财产 。

“交织”的概念

为了取代这一有问题的模型,她提出了“交织”的概念 。这一概念主张,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终处于一个持续的变迁、交换和杂糅(hybridization)的过程中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无法清晰地分辨何为“自身的”文化,何为“外来的”文化 。现代戏剧的诞生本身就是这种文化交织过程的产物 。

交织的美学与政治

“交织”理论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更具有深刻的美学与政治意涵:

• 政治性过程: 文化交织的过程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涉及到挑战文化霸权、动摇对“本真性”的宣称,并催生出新的文化多样性,而非趋向同质化 。

• 美学即政治: 在这个框架下,美学与政治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费舍尔-利希特明确提出,“美学即政治” 。表演事件成为了一个具体的场域,在其中,复杂的文化协商过程被具象化,并被观众所体验。

“交织”作为宏观层面的“自创生反馈循环”

费舍尔-利希特后期思想中存在着一条强大而统一的逻辑线索,即“交织”理论可以被理解为“自创生反馈循环”在宏观历史层面的应用。这两个概念在结构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自创生反馈循环”描述的是在微观层面,两个群体(演员与观众)在共享空间中通过相互作用,创造出全新的、不可预测的事件。而“交织”则描述的是在宏观层面,两种或多种表演文化在接触时,通过挪用、交换和转化的过程,创造出新的杂糅形式。

正如反馈循环动摇了演员与观众的固定角色一样,“交织”理论也动摇了“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稳定范畴。正如反馈循环是关于情境定义的政治协商场域,“交织”也是围绕文化身份、所有权和再现的政治斗争场域。

因此,“交织”理论可以被视为将“自创生反馈循环”的运作逻辑从单一的表演现场扩展到了全球文化史的宏大尺度。它将动态的、涌现性的、充满政治张力的互动原则,应用到了不同表演传统之间的关系上。这一内在的逻辑统一性,清晰地展示了费舍尔-利希特后期思想的连贯性与系统性。

第六节 理论的应用:表演史学案例研究

费舍尔-利希特的理论框架并非空中楼阁,她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展示了这些概念在实践中的强大分析效用。她的史学著作是其理论思想的应用与检验。

6.1 希腊悲剧与德国身份认同(《悲剧的绵延》)

在其重要著作《悲剧的绵延:1800年以来德国的希腊悲剧演出与文化身份》(Tragedy's Endurance)中,费舍尔-利希特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戏剧史学研究路径 。她认为,自1800年以来德国舞台上希腊悲剧的演出史,实际上就是德国受教育中产阶级文化身份不断演变的历史。

她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分析从1802年歌德的排演,到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化利用,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以及柏林墙倒塌后的新解读等一系列关键演出,来揭示这些古典文本的表演是如何在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被用来确认、动摇和重塑德国的文化身份的 。这部著作完美地体现了她对表演、事件与接受的关注。悲剧的意义并非蕴含在古老的文本之中,而是在于每一次历史性的演出在当时当地的文化语境中“做了什么”,以及它如何发挥其社会功能。

6.2 仪式、祭祀与政治戏剧(《戏剧,祭祀,仪式》)

在《戏剧,祭祀,仪式:探索政治戏剧的形式》(Theatre, Sacrifice, Ritual)一书中,费舍尔-利希特探讨了20世纪政治表演中戏剧与仪式的融合现象,案例涵盖了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的大型场面、纳粹的“民众集会议剧”(Thingspiele)乃至现代奥运会 。

她指出,这些大型集体表演常常运用祭祀的主题和仪式的结构,以应对现代社会中因团结感丧失和社群解体而产生的共同体建构问题。它们是进行宣传和操控大众的有力工具 。这项研究直接关联到她的“新美学”理论,因为它考察的正是那些刻意消除观众与参与者界限,以锻造强大集体身份的表演。这些案例鲜明地展示了“表演的变革力量”如何被运用于明确的政治目的,揭示了美学与权力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第七节 接受、批判与持久的影响力

作为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的理论在获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学界的深入讨论与批判。一个平衡的评估需要同时审视其深远影响与理论所面临的挑战。

全球影响力

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思想对全球的戏剧与表演研究产生了塑造性的影响 。她是《新戏剧季刊》(

New Theatre Quarterly)、《国际戏剧研究》(Theat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和《戏剧理论与批评杂志》(Journal of Dramatic Theory and Criticism)等顶级学术期刊的重要撰稿人 。

她的影响力在中国尤为显著。她的著作被翻译并成为中国顶尖戏剧院校的必读教材,其理论概念,如“表演文化的交织”,被中国学者积极地用于分析和理论化本土的戏剧现象 。这充分证明了其理论的跨文化适用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一位中国学者甚至表示,费舍尔-利希特的著作“激发了对戏剧意义的连锁反应式探索”,并视她为自己的学术导师 。

学术批判

费舍尔-利希特的理论也面临着一些重要的学术批判,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术语的模糊性与证据的缺乏: 一些批评者认为,她使用的某些术语,如“能量”(energy),在分析上显得含糊不清。同时,她关于观众体验的论断,例如观众被带入一种“根本性的阈限状态”,有时被认为更多是断言而非基于充分的经验证据 。

• 符号学的回归: 一个重要的批评指出,在她将表演体验确立为对符号学阐释的挑战之后,她又“将其重新纳入一个广义上是符号学的框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她理论的激进性 。

• 适用范围的局限: 她的理论模型主要建立在对欧洲先锋派戏剧和行为艺术的分析之上,因此可能无法完全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表演,特别是某些参与式(participatory)实践。有学者认为,分析这类实践需要不同的工具,如“编舞式交流”(choragraphic communication) 。

• “表演性”概念的歧义: “表演性”(performativity)本身就是一个“游移的概念”(travelling concept),在不同学科和语境中具有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含义,这可能导致理论应用中的模糊性 。

一个富有生产性的学术体系

尽管存在上述批判,但这并未削弱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地位。恰恰相反,这些批判的存在证明了她的理论足够坚实和重要,能够引发持续而严肃的学术辩论。次要的理论往往被忽视,而重要的理论则会受到反复的检验与诘问。

围绕费舍尔-利希特理论的局限与内在张力而形成的学术文献,本身就是对其重要性的最佳证明。学者们正用她的概念去分析新的案例(如参与式表演),并反思其理论边界。这一对话过程是极富生产性的,它推动了整个领域去完善其术语和研究方法。费舍尔-利希特的学术体系成为了一个核心参照点,后来的学者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建构或展开辩驳。因此,她的学术遗产并非是一套不容置疑的教条,而是一套强大但并非完美的观念工具。它的影响力不在于其无懈可击,而在于其持续激发新研究与批判性思考的“生产性”(generativity)。

结论:一位变革性学者的遗产

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为戏剧与表演研究领域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她的核心成就,在于引领整个学科的关注点从对戏剧文本的偏重,转向了对表演本身——作为一种生命性的、具身的、共同创造的、并具有变革力量的事件——的复杂而多维度的理解。

回顾她的学术思想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连贯的演进脉络:从《戏剧符号学》所建立的精确分析体系,到《表演的变革力量》中提出的现象学与政治性洞见,再到“表演文化交织”理论对全球文化动态的宏大把握。这条轨迹展示了其毕生学术工作内在的、不断深化的逻辑。

最终,埃里卡·费舍尔-利希特的定位远不止于一位戏剧史学家或理论家。她是一位真正的变革性人物,她的工作为21世纪理解艺术、文化乃至社会互动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语言和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她的遗产,在于她深刻而持久地重新定义了我们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身——那转瞬即逝却又力量无穷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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