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加塔利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一篇讲话词，被他编入文集 Psychoanalysis and Transversality 中。用“主体性的连续性”(subjective consistency) 来称呼加塔利意义上革命性的群体关系，是非常贴切的：主体之间的彼此断裂是拉康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对这种融贯的、互相无缝理解的群体的阐发，加塔利雄辩地将拉康精神分析改造为自己的一个特例，就像他将家庭改造为群体的一个特例——Psychoanalysis and Transversality是一部精神分析领域具有开疆拓土的重要意义的著作。
群体治疗并不一定是精神分析的最优选择！并且，群体治疗也可能会被一种对群体的宗教式的盲从毁掉。群体生活可能带来伤害性的后果：人们在其中将群体性的事件作为借口和托词来封闭自我。但群体也可以引发一个退行、一个对劳动分工的原子化的逆向工程。在群体中工作不是件简单的事。
这一切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不使自己落入集体主义的盲信的陷阱中——天知道现今正存在着很多这样的组织，尤其在我们的领域里。而拉博德，也正使用着同样的群体方法！
我们是在驱虎吞狼吗？我还是希望不要被这样指责。个体并不清楚他们自己之所是，他们在自己的体内找不到自身性，他们不能从体内相冲突的主体性片断中将自己分辨出、整理出一个统一性来。他们总是寻找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一个参考点，一个他们借以能够作为个体而行动的东西。你知道，与其让他们对着月亮空嚎，倒不如将他们引进多样性的群体中来。而且，这是真的有效果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喜欢它，他们还会再次光临，他们在哪儿都谈起它来。
没必要因为群体治疗中存在的风险就大惊小怪！毕竟，我们还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做点实事。
给人们提供食物、教育、维他命和疫苗，传授他们礼节、给他们足够的休假放松——这种“群体生活”只是纯粹动物性的，也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之一。就像Oury常常说的，如果我们说的群体治疗就是这种东西，出门右手边的面包店老板能做得比我们好得多，更不需要每日会议和反馈——我们所做的这些瞎忙活…
对这种谬误，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
我想，我们可以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来澄清群体治疗的观念：主体性的连续性。
只有两个人在场是做不好心理治疗的。它可能会成功，但只是在某些个例上成功——人们要被这个分析师迷得晕头转向才行。弗洛伊德曾经说，你必须先达到一个特定的程度才能接受精神分析，但他没说（他本应该说！），这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特定的立场。在拉博德，当然，永远不会有“两个人”的情况出现，总是有其他人在场——就好像我们哪怕是两个人在对话，仍然清楚门外面就贴着谁的耳朵！但是当然，人数也要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如果有上千个人效果也不会那么好，会像是在装了上千人的火车站候车室。
如果把这种致力于主体性的连续性的群体治疗看作是一场革命，那它运作得很好。不过不同的是，革命一般都是短暂的、一闪即逝的。
群体治疗要求一个数量中等的群体，一个合适的范围——我对连续性的研究与实践就建立在这样的群体上。
存在着一些混乱的群体，在其中主体根本没办法把自己清晰地分辨出来。人们在家庭里也说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就搞不懂这些话究竟出自何处——每个人都对其他人开口说话，而最后被听到的只是更早的祖先（俄狄浦斯的祖先）的幽灵在家里游荡。不，这是病态的。这完全不是心理治疗可能发生的空间。
我们在拉博德把一切都尝试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选定的群体仍然总是太大（我们曾经尝试把整个诊所分成四个小组）或是太小（个人治疗）。通过“基本治疗单元”（Basic Therapy Units, or the BTUs）的设置，我们尝试调整我们的方案——我们尝试自己生产家庭组织。BTUs不再是时间表上的一个单项，个体能自由地决定加入或者退出——此刻对个体而言，自由地安放自己、接受治疗而不同时考虑整个BTUs是不可能的。“BTUs的个人”取代了“在BTUs中的自由个人”。与此同时，这种“委身”似乎为位于边缘的个体也注入了能量、而不是用大多数的团结驱逐了他们。但是，这为什么会与心理治疗有关呢？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这样的群体是个体的参考系式的平面，身处其中的人很难逃避它的效果。当人们从集体主义的困境里把自己解救出来之后，他们对群体的负面效果又太过于谨慎了。举个例子，假设你站在群众队伍里和警察对抗，如果你不很熟悉站在你身边的人，溜走是很容易的。这根本不重要，这不是我谈的群体。但你和你的BTUs站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你们之间有真的、心对心的交谈，这会带来非常大的不同——你就像被粘住了，就像老鼠被黏鼠板粘住。在他们中间，你清楚自己说话的意义不再在他们身体表面、他们耳朵的绒毛上滑走——他们懂你的意思。
我们重新回来看看在传统形式的家庭里情况有何不同。在家里，有人说了些什么，另一些人可能说了反对的话——争论同样能够发生，但没有任何意义：
——你这么说…那么…balabala
——你不准说我是个骗子！
——哦，是吗？我偏要这么说！
——呵呵，汤我不喝了，我回房间去。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就都清楚了。
在家里每个人都是这样，他们说的话四处在乱飘，而不能被安置在某个特定的平面上，他们胡讲一气，又事实上根本没有沟通发生——当我们在负面的意义上谈起私人语言，这种内部性的言说，我们指的就是这种东西。
在传统精神分析的躺椅上发生的就是这个言说。病人被匿名性的他者困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可能什么都不想说——他的言说正是在一个去规定性的空场里、在自己的历史里乱飘。
在BTUs里，我们轮换着担任分析师和分析者。而且有时候，你决定要做的事、你决定要共处的人就足以担任你的分析师——滑雪、烤面包…在这些时候，词汇在一个参考系里运转，一个有限但是开放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人们能够体验自己主体性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