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加塔利《精神分裂分析的制图学》第一章的导言部分，在这一段落中，加塔利详细解释了精神分裂分析与“装配”的核心概念对精神分析的开拓性的意义。《制图学》也被认为是加塔利的精神分析理论总结性的重要著作。可以这样说：加塔利精神分析与“言说的装配”，可以充分代表拉康精神分析在我们时代的理论方向。
近十年间，我努力从仍然挺立着的精神分析大厦的遗骸里抓取出一些碎片。这正是因为，我认为值得在一个异于——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更远离弗洛伊德和拉康主义者的还原论的理论框架上重审这些碎片。
我想我应该立刻澄清，我从未想过将分裂分析称作一种自我封闭的技术，并将其安置在“精神”学问的界域里的某个位置上。
在我看来，分裂分析的目标要更谦卑，但野心也更大。更谦卑是因为，如果分裂分析的方法真的在将来的某日得以存活，那是因为它已经不起眼地存在在我们今日世界的任何角落——以新生的、多样化的姿态，并不需要特定形式的“分裂分析机构”作为保证。野心更大，是考虑到在我眼里它的功能，是成为审视一切其它分析模式的原则性的东西。但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模型，而是作为工具，去在诸多维度上解密其它系统模型。一个“元-模型”，可以这样说。可能有人反对说，模型与元模型间似乎并没有某道明确的分野。这恰恰是正确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主体性始终是一种元-模型化的运动（在模型系统的转移、不同种问题意识的横贯性的视角下确乎如此）。
但对我来讲重要的是移置精神分析的问题意识，将它从话语的系统性、预加载的主体结构转向言说的装配，来锻造看待精神分析的新方式，并激发全新的显现与命题。
这样，在本质上，分裂分析与其他“精神”的技术学问相比就显得古怪起来——考虑到他们的公司、社群、学校、说教和“发展历史”。分裂分析暂时的定义或许是：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域背景下，关于言说的装配对符号学与主体性生产所造成的影响的分析。
我并没有打算在本文中详谈“问题域”、“布景”、“显现”这些概念。我只想顺便简单说一下，它们意味着从临床治疗的图景、无意识的幻象、白日梦境、审美生产到微观政治事实的一系列差异性。真正重要的，是它们中蕴含着的存在论的自我限定：一种自我援引的本质-装配——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奇异化和自组织的过程。
为什么要选定言说的装配作为文章的主要内容？正是为了逃离“无意识”概念的泥沼。正是为了不将主体性简单地还原为驱力、情感、本能和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当然，这些概念同样也是分裂分析的着眼点，但只是作为构造零件，这些概念作为角色，总是在分裂分析的某特定剧本中上演。有人可能会注意到，的确存在着不涉及任何能指的符号学零件的言说装配，存在着不涉及主体性的零件、或“自我意识”的零件的言说装配。这样，言说的装配就超出了个体主体的问题意识，这些受“意识”的概念所限的思想的单孢体，这些传统意义上灵魂的杰出才能（理解/意志...）。我有必要强调，我们总是在和那种在其开端上是混沌一团，并不区分物质/符号、个体/集体、积极机器/被动流动的装配-总体打交道。
问题从此就变成了对参与装配的各部分的情形的刻画——我们总是发现，这些部分是跨坐在彻底异质性的界面间、并与这些界面进行互动的。我在某处说过，我不记得是哪里了，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将抹布和餐巾纸、甚至更加异质性的东西都收容进去的科学，并且使抹布和餐巾都从亚麻布的标题序列里脱离出来。在这种科学里，人反而准备好将抹布分化为各异的生成，将它放置在一个受它影响的背景性的序列中——从房东擦杯子的抹布到军队对抵抗力量执行的“清理-抹除”(coup de torchon)行动。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只是从这种背景文脉的意指效果的发生学去理解，而从不考虑社会领域内切实的效能的这种相关性装配的发生。对我来讲，需要被颠覆的正是这种官能的微观政治学。这样，我们能够期盼分析的效果不再居于可阐释的能指链的派生性，而进入一种生成、一种多元维度的凝结态。在这种状态中，单一意指的突变革了世界性的背景-图景的命。集体/个体的言说装配，也将成为我们对据称支撑着主体结构的图象与结构的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某些偶然的情况下，这种特定的装配也被置入分析者位置的无意识构造中——无论这些分析者对他们进行言说的“天职”是有所察觉还是因其他本能的投注而居于这个位置，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分析的装配可以以多种迥异的方式具体化：
1-个体——弗洛伊德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发明”了精神分析技术的
2-一个社会学群体，一群昭示着犹太社区的蓬勃潜力的青年人
3-一种前主体的实践，一种态度，一个将个体或主体在其无意识中联结起来的创造性突变。
这几个例子和其他装配-样态能够以各种不同方式组合起来。这样，分裂分析的任务就根本不会将自身限制在对主体的受造的解释活动中，而保持了对“给予”、“创造”的活动本身的更加深刻的理论兴趣，并且在这样一种主体之装配中从事分析：这种装配促进了意义效果的偶然与断裂同务实态度的整合。正因为分裂分析的操作者并不将自身理解为预先设定完毕的机器、也从不假装拥有某种合法的言说程序-范式，他们与传统的精神分析从业者拉开了距离。不仅不会存在任何关于分裂分析的“常规范式”，分裂分析甚至拥有了一个更加基础的范式——一个“反范式”的范式——它意味着对分析者装配的持久拷问，并将它安置在对分析者言说的回应中。
在它只是将装配领向重归和谐的意义上，这个回应是消极的。但当它从事着分裂、甚至毁灭性的主体性灾难的生产，并由此而生产了最出色的分析材料，它也是积极的。一个装配，如何能在被给予的新情况面前替代另一个装配？分析的装配，或至少分析者如此声称的分析装配，又如何遮蔽其它的装配？这些装配怎样进入它们的互动关系中，又将导致什么结果？在一个封闭性的场域内，一个新的装配的生成又有多大的潜能来使其自身得到关注？而在如此情况下，该如何为这些关系生产、这些增殖和新装配的微观政治学提供帮助？这些都是分裂分析要面对的问题。这些关于主体性的——在其坚强运作的意义上——或者说这些关于音阶的丰富性、存在之纬的勃发时刻的研究，在此被标示为其自身所指的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交互-装配关系的元模型。它与“主体性”一词的传统意义划清了界限，不再置身于与我不知道是怎样微妙而难以言明的主体存在的关系中。那样的一个传统主体空洞地寻找着自身令人目眩的完满性——这个活动又总是被理解为难以言说的，也就是说，这一切行动当然逃避着任何人的认识，只有上帝才一清二楚。分裂分析的主体性建立在信号的流与机器的流的汇合点,建立在感受的事实、物质的和社会的事实的汇合点上。以及，总的来讲，这个主体性建立在不同装配形态的碰撞所引发的自身变化的感知上。这样，这种主体就失去了它作为个体人的结域化身份，融入一个更本源、更新潮的奇异化的进程中——它变易为动物、为植蔬、宇宙，变易为尚未固定的、多价态的性，变成混沌的非实体性...它不需要被捕获为“会思想的苇草”，在这种主体性中，人现在更像是“为自身而思想的苇草”，一台不断跨越先前的可能性的抽象机器。
言说的旧形式主要栖身于语言和直接的对话，新的装配-言说则更来源于中介性的信息流，被机器的通路所输送（不仅仅是作为技术秩序的机器，更是科学的机器、社会、美学的机器）。这种新装配的输送在所有环节都超越了旧的个体性/集体性界域。旧的结域化言说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并且暗示着个人对言说之意义总体的掌控权；而新的解域化言说则是机器中心主义的，其运作依赖于非人性的进程和惯性来调试在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超越意识控制的那种言说的符号学。
但我们不会认真研究这种过于还原论的二分法。这样，我们便自然地引向了多种不同形态的言说装配，作为符号化、主体化与意识化发生或者不发生所引发的功能变动（这个清单可以随着描述的需要变化而扩展）。
非符号化装配
蜜蜂或者白蚁的共识主动性结构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子：这种高度细致的标准化装置显然不借助任何符号学、主体性及意识。在人类言说的秩序中，相似的系统，比如内分泌的节律，就可能在人的各种装配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虽然精神分析研究者通常把这种装配丢进括号里不去管它。我在想，就拿ß-内啡肽来说，它在人的施受虐、人特定形式的严重厌食症的自我-成瘾性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非主体性的符号学装配
威廉·里奇所谈的“性格伪装”（character armour）就是个例子。主体的显现向肉体的符号学的一侧偏斜。
主体化的、不被意识的符号学装配
在无意识的铭刻，领土的划界、接收、展示，征服与敌对行为中，人类最初习得了这种装配。
精神分析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拉康派的研究者可能会反对我说，我讲的这一切都很好，只是与无意识没有任何关系——至少和真正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没有关系。他们会说，无意识只是有关一场语言的骗局的概念...我们都知道这种论调！我的回应会是，精神分裂分析的装配概念对这种执着于俄狄浦斯三角和符号学阉割的还原论结构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因为正是这些环节性的僵化的规定，将主体性生产引向了资本主义语境。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这些传统学者可以不考虑其它精神病理学、乃至人类学界域内的主体生产，这些界域的规定与研究者和被分析者的个人身份背景都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重新强调，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就是将自身建立为在如此多样化的界域内生成的装配的元模型——在其中，多样性的每一种可能都被认定为事态发展的可能选项。
我们将从一个最广泛的假定开始，即认为人类无意识界面的存在，是在等价的意义上与语言和事物再现的结构、与编码、铸模、制图、铭刻的异质性系统相关，与有机体、社会、经济、零部件等等相关。将如此这般的主体化现象引入对生存之域的建立的讨论，接受它与作为对象的世界与“另一个自我”（alter-egos）的关系，也就是将偶然性、可选择性引入主体。换句话说，对无意识发问的核心既不是主体、也不是语言学能指。在意识的问题中，情况也是一样。意识-生成的不同过程，这个一个接一个连续迭生的过程，将在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开一辆车的过程可以用来例说这些连接和断裂。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司机此刻进入了某种类似白日梦的假寐状态。主体并没有睡着，仍有她的一些意识的系统平行地运作着，一些观察路面，另一些观察着前景。而信号灯的变动，一场交通事故或一个乘客的尖叫都可能重建主体的高度警醒。言说的装配，在我现在要谈论的更扩展的意义上，穿越了如此多层的机器性强制（我从控制论中借来了这个术语）。结果就是，主体并不回到同样的、被认为是基础的结构中，并不回到同样的原型和同样的预期-回溯运动；精神分裂分析的元模型选择去标记无意识的创造，偶然性的拓扑学，也将社会的构造、技术、艺术、科学包括在内。即使有些时候它还是会谈到一些无意识剧目的脚本——个体主义的、人格学的、家庭的与以家庭为中心的构造——它也永远不会在主体结构的模型的意义上谈论它们。